毛泽东“问题与主义”观及其在理论创新中的展开

毛泽东“问题与主义”观及其在理论创新中的展开

金民卿

毛泽东在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形成了正确的“问题与主义”观，这就是要深刻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以主义为引领来解决重大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来巩固和发展主义，既不脱离实际问题去抽象地谈论主义，也不离开主义而陷入问题丛中迷失方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实践中，他把这种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在理论创新中展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解决中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中心，以推动实践发展为根本目的，成功实现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创立并不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问题与主义”观对于全面准确理解“问题意识”具有重要启示。

这些年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问题导向思维已经成为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方法遵循，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当代中国实际创造性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科学方法论，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一些人在坚持问题导向思维时误读、误解、误用甚至故意错用这种科学方法，只注意枝枝节节的小问题而忽视了大问题，陷入到事务主义中而不能自拔;一些人制造出一系列“假问题”而回避真问题，用这些假问题来误导公众、影响决策，甚至用以抹黑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对这些不正确的做法进行深度剖析，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更加正确地坚持问题导向思维，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的“问题与主义”观及其在理论创新中的运用和展开，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追索救亡图存“大本大源”的重大问题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形成科学的“问题与主义”观

青年毛泽东在思想转变和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发生过激烈的变化，但是有一条主线一直贯穿其中，那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谋求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青年毛泽东长期追索的中心问题。为此，他进行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理论求索。

(一)孜孜求索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的“大本大源”

少年时期，毛泽东阅读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材料，特别是读到了一些关于中国落后和屈辱状况的材料后，逐步确立了救国救民的责任感。他回忆说:“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进入湖南一师之后，随着社会实践的开展和理论思考的深入，毛泽东的志向和追求发生重大变化，从一般性的个人化的追求转向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确立了救国救民、解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远大理想，致力于探索救亡图存的出路。1917年9月，他跟蔡和森、张昆弟的谈话中提出，要做托尔斯泰、谭嗣同、陈独秀那样的大哲学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进行“家族革命”和“师生革命”，“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他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是压抑人性、限制个人解放的“恶魔”，“罪莫大焉”，“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

毛泽东并不是一般性地寻找出路，而是深入到问题的根本，追索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他认为，当时天下纷纷，变革和改造中国势所必然，但是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内的许多人提出的多种救国方案，因为没有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本大源”，缺乏改造中国的真实本领，因此无法完成救国救民、改造中国的大任。基于这种情况，他自己要“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通过探寻“大本大源”，把握“宇宙之真理”，“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达到改造中国、救国救民的目的，“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为此，他花费巨大精力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中学习各种理论观点，谋求得到他渴望的“大本大源”。当然，他在这些理论中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救亡图存这个重大问题的根本答案。

(二)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问题论”倾向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进一步深入实践，先后参加并直接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等，广泛学习社会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攻读互助主义等思想并躬行实践，继续追索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但依然没有取得成功。特别是，1919年夏秋之间，他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一度倾向胡适的“问题论”主张，尝试进行实验主义的社会实践。

毛泽东对胡适及其主张的实验主义早有接触并十分推崇。他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将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他写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进入思想解放和全面改革时期，在宗教、文学、政治、教育、思想等方面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全面改造，取得了重大成就:“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在此，他把实验主义、杜威的平民教育主义思想，提高到同宗教改革、民主政治、国际同盟等一样的高度，显见他对实验主义评价之高。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开始分化，李大钊等走向马克思主义，胡适等则继续坚持改良主义并日益走向反马克思主义方向。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公开化。胡适认为，当时思想界的弊病就是空谈主义，不去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这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为此，他提出:“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里批评和反对的“外来进口的主义”、“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主要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不久后，胡适在《我的歧路》中明确说:“1919年6月中……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晚年，《胡适口述自传》中再次说道，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李大钊于1919年8月17日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击:“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

“问题与主义”论战之际，毛泽东计划在长沙成立“问题研究会”，试图对实验主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上进行实验。1919年9月1日，他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章程》的思路和主旨与胡适的主张基本一致，所列的大小一百多项问题基本上是对胡适所提问题的具体展示。有一点需要指出，该章程第三条写道，“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表面看起来，这个论断同李大钊的观点很接近，但此条所列举的哲学、伦理、教育、宗教等十个方面的“主义”，实际上仍然属于“问题”范畴，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主义即思想理论体系，更不是李大钊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汪澍白曾说过:“过去有的同志只抓住‘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一句话，力图论证‘问题研究会’是反对胡适的;论证《章程》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问题研究的，不免失之牵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即使毛泽东仿用了李大钊“主义论”的说法，但其思想上的“问题论”倾向还是明显的。

(三)坚定不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形成正确的“问题与主义”观

《问题研究会章程》的规划并没有真正实施。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通过随后进行的驱张运动、新村主义实验、工读主义实验等，对“问题论”的改良主义实质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在实践探索和理论鉴别中，逐步放弃了“问题论”而转向“主义论”，确立了正确的“问题与主义”观，坚定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即“大本大源”，明确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共产党，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参加了更多的社会实践，接触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组织领导了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思想认识发生很大变化。1919年12月撰写《学生之工作》时，他已经对“问题论”的改良主义表示怀疑。他写道:“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盖所谓改良家庭，改良社会云者，无非改良‘生活’，而旧的家庭生活，与旧的社会生活，终不可以改良。……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著作和俄国革命的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思想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他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湖南自治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在赵恒惕的镇压下最后失败。毛泽东对“问题论”的改良主义彻底绝望。1920年11月25日前后，他在短时间内连续给向警予、罗章龙等人写信，对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清算，最终放弃了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温和革命等思想，彻底告别“问题论”而选择了“主义论”，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真正找到了改造中国和世界、实现救国救民理想的“大本大源”。

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提出:“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可以说是对问题和主义问题的深度清算，清理了长期以来坚持的改良主义思想和“呼声革命”主张，决定开辟新的道路。在给欧阳泽的信中提出，不仅要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道义(实际上也就是“主义”)为中心，“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这个主张实际上也就是要打破过去坚持的零星解决、局部改良的目标，确立远大的、改造中国和世界、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提出，不赞同“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滴改良，突出强调“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由此，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1920年11月底，他已经清理了“问题论”的改良主义思想，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随后，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了主义的内含，旗子的所指，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方法”“俄国式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他在列举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时，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和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强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

这样，毛泽东紧紧围绕着救亡图存、根本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核心问题，在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上进行长时间求索，形成了他在“问题与主义”关系上的基本观点。这就是:全面准确地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以解决重大问题为中心，以推动社会实践发展为目的，以主义为引领来解决重大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来坚持和发展主义，既不脱离实际问题去抽象地谈论主义，也不离开主义而陷入问题丛中迷失方向。在日后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进一步深化发展“问题与主义”的观点，并把这个思想运用到实践之中，推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

二、科学把握问题与主义的辩证法，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以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为核心，不断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

在青年时期的探寻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进路是:由重大问题入手，探索到了主义，再以主义为指导来解决问题。在坚定地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之后，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为中心，以推动实践发展为目标，抓住、分析、回答、解决关键问题，并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实现实践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住中国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掌握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策略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抓住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多样的，能否抓住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本质性问题，直接影响着行动的方向和重点是否正确，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而能否抓住最核心的问题，与抓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密切相关。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于分析中国实际，明确了方向和重点而不是迷失到复杂的问题丛中，抓住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例如，在大革命时期，他抓住“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全面深刻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得出科学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又如，在土地革命时期，他牢牢抓住中国革命道路这个核心问题，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总体趋势，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全国革命高潮、同夺取全国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掌握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是否找到和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直接关系到问题能否解决和解决的程度，从而也就关系到实践发展的程度。即使找到了真问题，但如果不能正确地分析问题，就不能正确地看待问题，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性质和产生根源，以及影响问题的要素和问题发展的趋势，为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调查研究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的科学论断，而且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调查报告;特别是在创建和领导中央苏区过程中，进行了寻乌、兴国、长冈、才溪等调查，对土地问题、富农问题等提出了正确看法，为制订和完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基础。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毛泽东不仅撰写了《矛盾论》等哲学经典著作阐述这个方法，而且把它贯彻到具体实践当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深度揭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他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论断。群众路线的方法是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中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后形成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加以检验，最后形成更正确、更丰富的真理性认识;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而且把贯彻和践行群众路线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和策略。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策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而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就是以科学理论为根本指南，根据问题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复杂的矛盾状况，通过发挥主体的积极能动性正确处理影响事物发展的各种要素和关系，促进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最终推动实践飞跃。

正是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能够在事物发展的关键时期，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