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能使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

 毛泽东为何能使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

  曹应旺

毛泽东、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毛泽东始终是核心决策者。毛泽东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周恩来能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具有“君师合一”、军政合一、战略和战术合一、诗哲合一等才能。

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在《念奴娇·怀念周总理》词中写道：

【“光明磊落，与导师，协力、同心、共命。”】

这是描绘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关系的。周恩来为什么能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这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初心和使命密切相关。从周恩来的角度说，这与周恩来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导师、维护核心的品德和善于管理的才能密切相关。从毛泽东的角度说，这与毛泽东的领袖特质，即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核心决策者的作用，与毛泽东的崇高品德和杰出才能密切相关。

一、毛泽东不仅是国家管理中决策的核心，也是周恩来一直在寻找并真正信服的领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协力管理国家26年，尽管在不同阶段，毛泽东的决策作用稍有不同，但他作为核心决策者的地位从未动摇。尽管每一重大决策都有一个反复酝酿、协商的过程，但最终总是由毛泽东集中各方面意见、审时度势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出的一些重大决策，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中国，而且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下面仅举四个例子。

（一）是在国家富强方面确立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决策。

近代中国的落后，从生产力方面看是工业化没有搞起来。日本面积只有中国的1/26，人口只有中国的1/10，是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1894年以来日本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指出，从社会组织方面看，是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从生产力方面看，是中国没有工业化。毛泽东说：

【“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

党的七大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将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后来，吸取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和我们自己“大跃进”的教训，确立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多次讲，“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那是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与中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搞建设取得的。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现在是离实现现代化目标最近的时候，但这是一步一步积累来的。

（二）是抗美援朝和反对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决策。

为捍卫国家独立，新中国成立第2年，在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开始时包括陈云、林彪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人都不赞成。因为1950年美国的GDP是2800亿美元，中国的GDP是100亿美元，美强中弱，双方的差距非常之大。我们刚刚建立新中国，立足未稳，在那样的情况下作出那样的决策是极不容易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原因之一是要说服大家，让大家接受这个决策。毛泽东的儿子上了战场，作了表率，大家都心服口服。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事实证明，抗美援朝对捍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同样，当苏联霸权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时，毛泽东作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1958年赫鲁晓夫无视中国的独立主权，提出“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国。毛泽东顶了回去，愤怒地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在原子弹研究方面，苏联于1959年6月撕毁了协议，中国就将原子弹研制的代号定为“596”，表达了独立自主搞原子弹的决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对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枝独秀，同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

为突破尖端科技，推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提升国家总体实力，毛泽东作出了研制原子弹、发展原子能事业，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抓“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等重大决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小平说：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四）、是外交决策。

为捍卫独立、维护和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夜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等重大决策。这对扫除旧中国跪在地上办外交的屈辱外交、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新中国从外交上站起来，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研究者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概括为“一边倒”的外交，看不到这个“一边倒”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基础上的“一边倒”，是维护独立自主，为独立自主服务的“一边倒”。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又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欢迎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策。这不仅掀起了西方国家与新中国的建交潮，开创了外交新局面，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前提。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5年相识于广州，1931年在江西苏区开始在一起共事。1973年7月1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杨问：

【“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

周恩来说：

【“1925年认识的，1931年以后就同主席在一起工作了。”】

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已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党的五大之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是8位政治局委员之一，并曾代理常委，亲眼目睹了陈独秀不重视农民运动和军事工作，犯了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同年7月12日，在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中，张国焘一度成为主要负责人，但南昌起义前张国焘的动摇，使周恩来产生了对张国焘的不信任。“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成为主要负责人，同年11月起，周恩来成为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他又亲眼目睹了瞿秋白书生气的一面和对形势认识不清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的六大因强调工人成分，向忠发成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常委，他亲眼目睹了向忠发的无能和被捕叛变的事实。193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李立三成为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这年夏李立三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人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去苏联后由其代理人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周恩来亲眼目睹了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央苏区和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损失。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及其后推举和支持毛泽东做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是因为他自1927年以来就处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位置上，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的德行和能力有深入的了解。通过比较，周恩来感到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清晰，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牺牲精神、杰出的军事才能、超凡的魅力注定他是党和红军、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前进路途上难得的领导人。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阐明：

【“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

他说：

【“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

可以说，周恩来是首当其冲地对毛泽东这个领袖心悦诚服的。这是因为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的领袖特质，最熟悉毛泽东的品德和才能。

二、毛泽东具有为周恩来信服的品德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并在建国后管理中取得奠基性成就，之所以能成为周恩来协力同心共命的领袖并使周恩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辅助他，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具有人民性、求是性、包容性和坚韧性的品德。

（一）人民性

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写得最多的两个字是“人民”。毛泽东最有影响力也最能反映他的品德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个领袖心悦诚服，是因为他是从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人民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周恩来说：

【“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

中国历史上有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尚书·泰誓》讲：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夏书》讲：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还分别记载了皋陶“安民”、盘庚“重民”、周公“保民”的思想。春秋时期，管子说：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

孔子“所重：民、食、丧、祭”；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战国时期的孟子是民本论的突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说，阐明得民心者得天下，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上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相融合，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形成了最具特色、影响至大至远的毛泽东的人民性。毛泽东的人民性包括价值观、历史观、方法论三个部分。

第一，为人民服务最伟大、最光荣、最神圣，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价值观。

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毛泽东心目中，人民是天，唯此为大；人民是地，唯此为本。在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牺牲了五位亲人：妻子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为捍卫民族独立，毛泽东的爱子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毛泽东为人民之忧而忧、为人民之乐而乐。新中国成立初期，淮河发大水，他从电报上得知，有不少灾民和蛇一起逃到树上，有的人被蛇咬死，难过得哭了。1976年7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放声大哭。为人民服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毛泽东重视维护农民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就是从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出发的。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宗旨，也是力量的来源。周恩来说：

【“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第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毛泽东人民性中的历史观。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

【“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他从中国的广大人口在农村、五个人中就有四个是农民的特殊国情出发，认定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告诫全党：

【“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毛泽东对鼓吹天才论、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了该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认为这“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写下了《贺新郎·读史》，以特有的诗笔勾划了对人类历史的认识：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过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严厉批判英雄史观。巡视中，毛泽东指出：

【“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第三，贯彻实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人民性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人民性包含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还包含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与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密不可分，也与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中紧密相连。“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实践—认识—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群众—领导—群众”这种方法，辩证法的基础就是“个别—一般—个别”；或者说“特殊—普遍—特殊”。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论述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两个方法。他指出：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他提出：

【“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

（二）求是性

“实事求是”同“为人民服务”一样，是毛泽东又一个特别优秀的品德。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与毛泽东协力同心共命，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对人民绝对忠诚，原因之二即实事求是的品德。周恩来说：

【“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

周恩来评价毛泽东：

【“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

“实事求是”来源于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往上追溯，实事求是就是《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绝四”精神和“讷于言，敏于行”的追求。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

【“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他是赞赏孔子的“绝四”精神的。毛泽东将两个爱女，一个取名为李讷，一个取名为李敏，证明他也是赞赏“讷于言，敏于行”的追求的。往下寻找，实事求是与明朝王阳明倡导“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学风，与杨继盛倡导“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密切相关。毛泽东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明朝杨继盛的那两句诗。毛泽东在湘乡“东山书院”读书时，该校正厅西面墙壁上《东山书院记》的石刻上就有“实事求是”四个字。毛泽东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那里也刻有一条“实事求是”的院训。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思想同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他极具魅力、影响深远的实事求是的品德和性格。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包含着虚怀观是、和气察是、去偏归是、去伪存是、调研得是等重要内容。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一条就是“遇事虚怀观一是”，即“虚怀观是”。“遇事”就是对所有时候、所有场合的所有事，都要实事求是。一时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个别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容易的，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是不容易的。“虚怀”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胸怀，不是胸中只有本本，不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的状态。胸中只有本本，一切从本本出发，那就要搞教条主义，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胸中只有领导意图，不知道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工作，那就要搞唯上主义，也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胸中只有私心杂念，一切从自己的私利出发，那就要搞利己主义，更不可能观到那个“是”。观都观不到，何谈去做到。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二条就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即“和气察是”。“和气”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对人不尊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人家就不能交真心、讲真话，这种人就察不到那个“是”。所以，民主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认识论的问题。“和气”就是谦和，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喜欢翘尾巴的人，看不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采纳不了众人之见，集中不了众人之智，这种人也就察不到那个“是”。因此，谦和既是品德问题，也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就会发生霸王别姬那样的失败。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三条就是“各去所偏”“归于一是”，即“去偏归是”。1941年8月5日，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偏”就是片面性，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偏”就要走极端，就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要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偏于一面，都归不到那个“是”。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四条就是“去伪存真”，或者叫“去伪存是”。“去伪存是”，即去掉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以求得真的、实的、内在的东西。假的、空的、表面的东西不去掉，就存不到那个“是”。毛泽东批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那种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在党的七大上号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把马克思的东西偷作自己的东西。这是批王明的。王明一上台讲话就成段地背马克思的话，把马克思的话偷作他自己的话。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跟小偷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装”，就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不吹”，就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把一说成十；而是一就是一，十就是十。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第五条就是眼睛向下调查研究，即“调研得是”。眼睛向下，是要求对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接近群众，你的智慧从那里来？群众中蕴藏着许多智慧，你把它搜集起来，集中起来，你就有能耐了，你就能把事情办成功。他说：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好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三）包容性

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说决策者，最重要的本领是出主意、用干部，但若没有包容性，就出不好主意，用不好干部。包容性就是心胸似海，海纳百川，而不弃任何一条小河之水，所以成其大。包容性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包容性就是既能通古今，又能通中外，善于从古今中外汲取智慧。毛泽东正是具有这样包容性的人。

毛泽东重视出主意。他的许多好主意都是从运用“古今中外法”中产生的。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以历史为镜、以外国为镜，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

周恩来说：

【“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毛泽东重视并善于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智慧，根基深厚。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总结和吸取《论语》《汉书》等史书中的经验和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总结和吸取孟子等的民本思想的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与总结和吸取《周易》的“自强不息”、《论语》的“和而不同”、《孟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史记》的“善者因之”等思想智慧密不可分。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既与《列子》愚公移山的故事有着密切联系，也与中国古代许多其他故事相关。如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都颂扬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